按：父亲是一座山。我的父亲是太白山。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父亲，以及父亲那一代人。
回一趟太白去。
这个夙愿经年累月，如影随形。不过也就是故地重游，既不紧急且不重要，实在不必太上心。但退缩与压抑，反而使其成为执念。世事总难完美，过去没条件，现在没时间。以前有大把时间，但却受制于交通的不便，所以实在没有那个勇气。要知道路途遥远，畏惧的种子很早就埋下。没有什么比晕车更可怕。千里迢迢，要翻过三座山，一路颠簸，到达时虚弱的像只乳兔。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坐部队的吉普车，行至青峰峡那条谷底时，胃里翻江倒海，实在忍不住了。父亲见状赶紧让司机停下车。即刻，喉咙里的秽物就喷薄而出。蹲在那河边呕得五脏六腑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来，晕车的情形司空见惯，之所以至今记得那一次，其实吉普车才是催化记忆的关键因素。
有个记忆比吉普车更早一点。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春日的午后，我们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愉快地出了公司。大门前的柏油路，向右通往部队。偶尔有军用卡车或者吉普车开来，我就会把鼻子凑过去闻车后弥漫着的汽油味。医院也在那边，我们走着去看看。柏油路又宽阔又平整，步行在上面真舒服。那时候穿的都是布鞋。砂石路面，鞋底不耐磨。一双新鞋穿不了多少天，脚跟处越磨越薄，直至磨出一个洞。走着走着就会有小石子从那个洞里灌进去。“哎呀”一声——垫疼了，停下来“金鸡独立”——脱下鞋，倒掉石子，接着往前走。公司给每位职工发了一双军用胶鞋，但也舍不得穿，放在床底下，好几年过去依然新绿新绿。那时我才三岁，满眼都是好奇的新鲜事。医院，父亲说，你看这栋洋楼多高，咱们去上楼梯好不好？母亲说，医院的被子多白多净，摸摸舒不舒服？我当然觉得什么都是好的。以为又换了个吃饭睡觉的新地方。可一觉醒来，却发现有无数白炽灯在我上方，像一个巨大的莲蓬，射出刺眼的白光，徒增可怖的气氛。莲蓬的背景则膝黑一片，目之所及实在有限。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围着我的床，围了一圈，也挡住了我的视线。这里没有父母，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耳畔是金属器具放进搪瓷托盘发出的坚冷的声响——咣当，咣！麻醉剂的作用下，我感觉不到疼痛，但是我知道我的腹部被切开，他们正在里面找什么。我想挣脱，可我的手脚被敷，像受难的**一样，动弹不了。我开始声嘶力竭地哭喊，从嘴里发出来的，不是“爸爸”或“妈妈”，我的词汇储备里还没有“救命”、“放开我”这样的词。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因为我不知道能表达什么。我只是拼命挣扎，喊到喉咙里发不出声来。终于右腿挣脱了，却又听到“抓住那条腿，快摁住别动”。是的，我至今清楚的记得是右腿，因为是它，曾让我有过即将胜利的希望。我仍旧疯狂地去踢去喊，直至用尽全部力气而昏睡过去。醒来时，已是第三天的清晨。
从此，往东去是禁忌。不过却还记得电影院和洗澡堂，这些都在部队方向，显然后来还是去过那边，只是不多。更多的记忆都是关于公司里面的人和事。大门两边各蹲着个石狮子，两个庞然大物，与石座一体，由质地坚硬的青石雕刻而成。我站在地上端详，齐眉处是它们遒劲的爪，踮起脚也只能摸到那四只利爪。我每次都央求大人将我抱上去，半只脚站在石座的边缘，抓住它的獠牙，一探究竟。其中一头狮子口里含着石球，标准的圆，无比的光滑。可怎么转它都取不出来，从半张着的口部的正前、侧面到嘴角，都不行。头部凸起的卷鬃，像倒扣的青色田螺，疙里疙瘩，挨个摸一遍。
公司占地是一个规则的正方形。从大门进去，前面是生活区，后面是生产区。一条路，从大门进来，穿过生活区，笔直地通往后面的生产区。它将生活区分成了两部分。西边是菜地，每个职工一畦，还有一大片是供应食堂的公共菜地。厕所就建在最西边的围墙处。或许是为了方便灌溉和施肥罢。路的东边是几排职工宿舍，地基高出路面与菜地许多，大概要上七八个台阶。我父亲的宿舍是最后一排挨着路那一间，西晒。宿舍向阳，光线充足。到了秋冬季节，窗台上晒着一些橘皮，旧皮晒干后缩小，给新皮腾出来地方来。屋内陈设简单，不过是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两只单人沙发，中间夹一个小茶几，一个书桌，书桌上面放一个玻璃双开门的三层小书柜，冬季再多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子。所有的家具，用的都是上好的松木。书桌与茶几上，有几张报纸。其中一张《陕西日报》，上面刊载着“秦岭深处发现野生大鲵”的图文，我父亲身着水产专用衣裤，站在河水里，正抱着一条体型巨大的娃娃鱼。还有几本《半月谈》，32开本，里面有几张彩图。我不认识字，喜欢看里面有颜色的插画。有时候也问几个出现最多的字怎么念。也就知道了邓小平。那时不过四五岁。
有两本绘本，翻来看去早没意思了。就去宿舍外面的墙根下玩。看蚂蚁，揪叶子，或者用手去摸那些砖缝，走过去又走回来，手指尖沙沙的感觉。晚上不在公司住宿的人，每天早晨从大门进来上班，都要经过我。有个叫“小平”的刚分配来的小同事，总是漫不经心，亲切而又疏离。我希望他走过来和我玩个什么，但他总是充满善意地微笑着叫我名字，却又不停下。每当这时，我就故意朝他喊“喂，邓小平！”他就佯装嗔怪，并要来制伏我。我就跑回家，砰的一声关上门。隆冬有一天，临近午饭时分，有一对老夫妇急切地从大门进来往里走，逢人就问，“见小平上班了没？他昨晚在宿舍睡，没回家。我们操心是不是中煤气了”。这样问，大家当然都说“没看见，一上午都没见麽”。夫妇俩就更急了。大家说完又都笑，才知道并没有那样的事，故意让他们急。
有个徐徳方伯伯，长的像马德华，性格更像，没脾气，好人缘。也不知他是什么工种，独自一人住在生产区。他的屋子里冬天烧炕，宽敞而暖和。早晨父亲用被子把我裹着抱到他的热炕上，再去上班。外面天寒地冻，就算睡醒我也无处可去，就待在那里和他对话。炕上乱哄哄，屋里一样的乱，显然他都习惯了。那人永远快乐，想必睡着了也是笑嘻嘻罢。常常看到他哈哈大笑着，从房里走出去又进来。谁家母狗生崽了，五六只，像蠕虫一样在地上爬，也都寄养在他那里——怕冻死。
严寒且漫长的冬季，普通的袜子上需再穿一层毛袜才能御寒。有一个“志翔媳妇”，也是家属，教我母亲织毛线袜。在我家里，两个女人隔着织针长度一般宽的小茶几，各坐一只沙发，一边织毛衣一边拉家常。她数落公婆的种种罪行，大珠小珠落玉盘。没意思，我不爱听。倒是篮子里的毛线团毫无规律、活泼地跳跃翻滚，看着有趣。但始终囿于那个扁圆的小天地里，就像孙悟空翻不出五指山。我母亲喜欢吃搅团。山区的洋芋口味绝佳，我父亲经常蒸一篦子。熟透的洋芋，皮开肉绽，三下两下剥去皮，掰开扔一块到嘴里，敖敖大嚼，唇齿留香！志翔媳妇会用洋芋打搅团。每次起身回家前都会预告午饭的花样。说到洋芋搅团，我母亲就说她也要吃，多做一碗罢。而她似乎更乐意应承。估摸做好了，母亲就使唤我去端回一碗。我比较听话，当然也实在没什么事情可做，就揣一只洋瓷碗去了。但总是去早了，站在她家门口的蜂窝煤炉子前，又听她絮叨，仍旧是那些事。这时刚好有个老头远远地经过，背着手，朝这边看一眼又迈过脸，没有好声气，径自朝工作区走去。她努一下嘴，手里搅拌着洋芋磨碎后在开水中熬制的浓稠的糊状食物——怕粘锅烧糊，轻声说道“那个就是我公公，又找志翔要钱来了”！
对待大人，我总是敷衍。有个叫亮亮的小朋友，大我两岁，我倒是真心实意和他做朋友。他来到我家，总要仔仔细细观察一番。他的一双眼睛，整个一部扫描仪。审视完毕，也从来不发表一句评价。我吃苹果，他就看我吃。母亲给他一个，他不要，摆摆手说“来家也有大苹果”。也不知是哪里的口音，把“我”念成“来”。不过说到底，比我懂事许多倍。因为要上学，放学后还有作业，所以他偶尔才来找我玩。等我实在没什么玩的就去他家门口找他。我两手插在兜里，先静静地在一棵小树干上靠一会儿，看他是不是刚巧出来。再试探着小声叫“亮亮——亮亮——”。没听见动静，便歪着脖子吼“亮亮！咱俩玩”！这时，他才“吱”的一声开门出来，嘟起嘴，把食指放上去，轻轻“嘘”一声。然后说“你等我，做完作业咱们玩”。可是，等好久也不来，我就悻悻地回家；或者从会议室门前的花坛里揪几朵万寿菊，闻着嫌臭又丢进去。总这样。总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小孩的忍耐力几乎不存在。我以为的“好久”，或许只是几个一瞬间叠加的时间长度。是不是等他做完作业兴高采烈出门，却发现是我并没有遵守约定而提前离去呢？
我喜欢出门左转，往那边去都是美好的新鲜事。有一座石桥，桥的两端蹲着神兽，大概是龟鼋赑屃一类。以前父亲多次讲过他们的来头，好像是一个传说，但具体情形实在想不起来了。桥头是露天市场，路边各种框里篮里是售卖的蔬菜、水果、核桃、毛栗子、烟叶和其它。去林业局一个叔叔那里，要过那座桥。汽车开很远才到，说到了还是不能下车，里面有很多树，满树苔藓，抬头不见天日，不知又拐了多少弯才到。我被领到一小堆剥了皮的核桃、毛栗子面前后，他们几个大人开始研究起一杆猎枪，谈笑风生。
我最喜欢去的是三伯家。过了桥往右，一条下山的公路，沿着河岸顺势修筑。水流湍急，冲击着河床里的石头，潺潺作响，溅起白色的水花。我三伯家就在不远处，独院，背山面水，景致极佳。从大路拾阶而上，就看到三妈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几前择菜。旁边两只精致的篮子，一个是扁圆的竹篮，装满新鲜蔬菜；一个是塑质编篮，圆口方底，白底上点缀着粉色和淡蓝色，也是塑料编条编上去的，装满鸡蛋。三妈是家庭主妇，负责买菜、清扫和一日三餐。三位堂哥都已经上学了，最小的也比我大七岁。家里本来人口就多，再有亲友造访，简直热闹非凡。会客厅很宽敞，大家围坐着说话。三伯声如洪钟，开大会讲话完全用不着麦克风。我向来只听他的声音都畏惧几分。好在他十分友好，一切善意我都能感受得到。离开屋子，我去院子里看猫。一只健硕的橘猫，卧在墙头晒太阳，懒懒的，闭着眼，任我喊它半天，也只是偶尔虚着眼瞄一眼，又冷漠地闭上。灶房旁边本该是柴房，但却养了许多花。姹紫嫣红，各式各样，整齐地摆满几排，也都是不曾见过的新鲜玩意儿，简直迷花了眼。父亲临走时到处找我，最后发现我蹲在柴房里看花。他说“快走，我们回家了”。我不走，他来拽我。我指着那些花说，我要这个。这个天大的意外，父亲一脸的窘，说你要花干什么，直哄着我往回走。我三伯三妈都笑了，说这么小居然也喜欢花卉，选一盆吧，选一盆吧。父亲还是不好意思，一个劲说不要，拿回去也养不活。我坚定地选了一盆倒挂金钟，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沉甸甸，像月下喜庆的红灯笼。三伯倒更开心了，哈哈哈笑着，说那就这个。声如洪钟的笑声，犹在耳畔回响。
后来，我父亲调换工作地点。离开太白县，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不过，我们家的话语体系里，关于太白的人和事总不会少。当年盛夏那一片橙黄的万寿菊和寒冬从荒地吹过的风卷着蒿草的苦涩气息，如今已被岁月酿作甘饴。家里很多老物件，也都是当年从太白搬家搬来的。那对松木单人沙发，我们家每个孩子都是在它们上面跳着长大。有一个电热毯，今年国庆节假期回家，我发现母亲居然还在用——惊得我汗毛倒立。母亲却说，以前太白的电褥子，质量好，放心用！我想也许只是舍不得扔罢。每每遇到人生中的坎儿，父亲老提议回太白去罢。仿佛去那里便能得永生。第一年高考落榜，父亲说要不明年去太白县考罢，把户口迁过去，山区降几分录取。我说“爸爸，我不是差几分，差好几百呢！”大学毕业找工作那年，父亲又说“要不回太白去罢，山区工作量小，清闲。”我说“爸，我晕车，出趟山能丢掉半条命，你看咱爷俩以后还能见上面不？”总是在我最心烦的时候，父亲老不忘说那句“那就回太白去”！
作者简介
李昌锋，男，年生，陕西岐山人，中共党员；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评陕西高校优秀辅导员、陕西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陕西高校名优辅导员、全国高校易班十佳辅导员、第十一届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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